노신 단편3개 《长明灯》《示众》《高老夫子》(55)

《长明灯》

世俗化的宗教氛围与神巫迷信，成为鲁迅小说乡土特色的重要构成部分。其常态表现大多渗透于民间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、饮食起居等生活方式的各个层面：作为民间社会缩影的"吉光屯"的"居民是不大出行的，动一动就须查黄历，看那上面是否写着'不宜出行'；倘没有写，出去也须先走喜神方，迎吉利"。《长明灯》开篇的这段描述灯"火"长明"与"屯上的居民"们内在的精神关联。因为在屯民们的心目中，天条难犯，神明报应。;疯子 "吹熄了这盏梁武帝时代点亮的灯，"这里就要变海"，人"都要变泥鳅"，正是"疯子"导致"社神不安"和"老富的中风"。于是，全屯上下一心

《示众》

 

采取 现代 小说的空间形式叙事，最大限度地淡化了传统小说中用时间流程和因果逻辑所编制的情节，整篇小说基本上是不同人物的行为片段在空间关系上的连缀和并置。在同一时间平台上，集聚了难以数计的人物，就其着墨的18个人物而言，他(她)们有年老年少的大致区别，有高矮胖瘦之类的粗略的形象描写，大多可以分辨出男女性别来，但是无一例外的没有姓名，没有籍贯，没有身份，没有性格刻画，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；我们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，将到何处去；我们不知道他们是道德高尚的君子，还是人格卑下的小人；我们更不会知道他们任何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，因为作者的笔触从来没有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……；读者所熟悉的中外小说中的大多数要素被省略了。不过，这些只有年龄、性别以及高矮胖瘦区别的人物，却都“固守”着一个共同的行为动作：“看”；也别无选择地接受着一个共同的动作行为：“被看”。任何“看”的施动者同时也是“被看”的受动者。小说的整篇叙述正是在“看”与“被看”的二元对立结构[5] (p. 4)中展开的，而中国人的看客心态也正是通过这独特的二元结构得到艺术的显现。显然，《示众》中的人物只是全体中国人的符号代码，他(她)们包括男女老少，无论贵贱，不分贫穷与富有，他(她)们分布在东西南北的各个角落，所以没有籍贯的区别，我们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，将到何处去。看客心态是中国国民共同的病态，因此表现看客心态的《示众》需要的是人物的群像而不是个像，是人物的共性而不是个性。没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固然不能成为读者审美的对象，《示众》的审美中心是“看”与“被看”的二元对立结构，人物依然是小说叙述的一个要素，但典型性格的塑造却不再是其艺术运作的中心；说到底，《示众》中的任何人物不过是其独特结构的一个符号元素，“看”与“被看”的二元对立结构才是其艺术创作的中心，作者正是通过这“无声”的二元对立结构言说着自己对中国人精神世界最深邃的思考，通过这个非凡的结构传达出中国国民的“第一要著”是改变他们精神的重大命题，读者不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把握达到对文本思想内涵的熟悉，读者只能通过这个结构与作者对话。

《高老夫子》

鲁迅全集《彷徨》中的一篇。《高老夫子》中的“高老夫子”原名高干亭，被牌友们戏称为“老杆”，因为发表了一篇关于整理国史的所谓“脍炙人口”的名文，便自以为学贯中西了，“因抑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名，而更名为“高尔础”，其实他是一个只会打牌，听书，跟女人的无赖，他为了去贤良女校看女学生，便应聘去教书，而因为胸无点墨而当众出丑便辞去职务，大骂新式教育，小说设置了三个场景，将“高老夫子”虚伪，污秽的灵魂，如同三面放大境般展示给读者。同时又极为完美的运用了各种讽刺手法。如：前后呼应——当年因偷吃桑椹而撞破了头，而今却因偷看女生而被桑枝打的晕头转向；客观写实——“两次”久仰久仰打招呼的场面，人各谐音——请高老夫子去教书的女校长是万淑真（莫说真），而说学生驯良的则是教务长“万瑶圃”（莫要怕）等等。让人忍俊不禁。